你再回头看历史,其实是连着的。屈原那一套,说到底是一个人极度渴望被权力认可,却得不到回应之后的情绪输出。他不是不想当官,他是太想当官了。李白也是一样,他的才华没有问题,但他对权力的执念同样明显。他对实际政务未必真懂,但他始终相信自己有资格进入那个位置。也就是说,这种表达,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表达本身,而是为了进入权力结构。

到了今天,这套结构没有消失,只是换了形式。你去看现在那些公共评论者,很容易看出同样的模式。像胡锡进、金灿荣、张维为这一类人,几乎所有热点都参与,话很多,姿态很多,但永远踩在一个非常精准的边界上。看起来什么都敢说,实际上什么都没有真正说死。他们不是没有表达欲,而是先把自己处理成一个安全的表达者。说得再直白一点,就是一边拼命输出,一边提前把自己阉干净。这种状态,本质上和古代那些试图进入权力体系的人没有区别,只不过以前是身体,现在是语言。有的人进去了,有的人进不去,进不去的,就一直在门口表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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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问题还不在这里结束。这种人为什么会有市场?原因其实也很简单:大多数人,并不真正需要说真话的人,他们需要的是一种既安全、又带一点“好像在说点什么”的表达。他们既不愿意承担听真话的成本,也不愿意面对表达带来的风险。于是,这种被修剪过的表达,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。它看起来有观点,但不会太刺耳;它看起来有态度,但不会带来后果。

这不是偶然,这是供需关系。

一边是想靠近权力、又不敢越界的人,一边是不想承担风险、但又想听点“像那么回事的话”的受众。两边一拍即合。

最后留下来的,就不是表达,而是一整套被驯化过的语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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